孙瑜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已经70余载，如何正确看待这场战争，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事实清楚，但不时有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抛出所谓荒谬的“建设东北论”，既误导部分日本民众，也获得中国少数“精日”分子的附和。客观评价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传递正确的历史认识，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也符合东亚各国历史“和解”的时代潮流。因此，批驳“建设东北论”，澄清历史事实，并和东亚各国“共有”正确的历史观显得很重要。目前，国内关于日本右翼“建设东北论”的研究已取得部分成果，但全面系统深入剖析的专论却并不多见。本文是对近年来日本右翼“建设东北论”的一种回应，也是对笔者多年来从事伪满洲国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1945年，日本归侨组织“满蒙同胞援护会”成立。1953年3月，该会理事会决定编写“满洲国兴亡”三部曲，至1971年全部出齐，分别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下），《满洲国史》（总论、各论），《满蒙终战史》。该三部曲为战后日本研究伪满洲国史的“权威”著作，体量很大，受到日本学界不少人推崇。这套书虽然史料性强，但充满美化侵略，为日本殖民扩张辩护的内容，其中大肆宣扬“建设东北论”，影响极其恶劣。
例如，《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宣称：“在1945年8月，日本因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而将东北归还中国，此时东北过去的荒原已变成许多现代化都市，成为在东洋屈指可数的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地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40年间，东北面貌一新，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急剧发展的最终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日本人的技术和努力所起的主导作用也是历史事实。”“满铁使东北避免了中国本部的动荡不安，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投放资本，振兴近代化工业，收容了困顿的当地人民”。显然，此书将该时期东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主要归功于日本。《满洲国史》妄言：“作为五族先导的日本青年，在满洲事变硝烟未散之际就东奔西走，谋求张氏政权恶政下财政币制的重建。或是单身来到僻壤，安定民生，稳定治安；或是在未开发的深山中，献身于资源的调查和开发；或是因抗日游击队、瘟疫而殉国，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有志同胞，无私奉献，将其拥有的全部才智、技术和创意都奉献给异国，努力建立近代国家，实现王道乐土。”其美化侵略的导向十分明显。《满蒙终战史》主要记述120余万日侨撤离东北的状况，谬称：“日本民族在以大陆作为根据地的40年中，在以满铁经营为中心的25年中，以及在建设民族协和新国家的15年中，在资源开发、文化繁荣等方面，克服了诸多困难，向建设王道乐土的目标迈进，并使汉满鲜蒙等各民族各得其所，享受和平的新生活。”“这些（指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引者注）因为日本战败而被推翻，在满日本人名实俱毁，在这片他们倾注汗水和精力而铸就的国土上，作为侵略者和榨取者被驱逐出去”。该书一方面表现出对战败前后日本在东北的移民陷入困境的同情，另一方面歌颂日本对“满洲建设”的所谓“贡献”，从而更突出日本民族的“无辜者”和“受害者”身份。
继“满洲国兴亡”三部曲之后，一批鼓吹“建设东北论”的著作陆续出版，也在日本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力。如《满洲开拓史》和《满洲建国的梦与现实》。前者主要论述日本在“满”移民问题，妄称“满洲开拓”是以实现“民族协和”为理想，以日本民族发展为目的的重大历史性事业；“满洲开拓”事业虽然以“悲惨”结果告终，但它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有重要历史意义。该书对日本“开拓民”的经历表示同情和惋惜，讴歌其所谓的“功绩”，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护。后者鼓吹：“满洲”在日本的经济圈内；在经济上，“满洲”与日本的关系比“满洲”与中国本部的关系更加密切；“满洲”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化设施几乎都是日本人经营和运营的；满铁为“满洲”的近代化做出重大贡献。此外，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和片仓衷分别撰写了《难忘满洲国》和《回想的满洲国》，均属于粉饰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回忆录。在此之后出版的伊东六十次郎《满洲问题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也均持此种史观。
21世纪以来，“建设东北论”仍然不绝于耳。在日本活跃的分子黄文雄扬言：“日本进行的革命事业（即对外侵略战争——引者注）实现了东亚的近代化，使其成为‘人居之地’。无论是台湾、朝鲜，还是满洲，从出生率、人口增长率和平均寿命等来看，都由于日本人在社会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至战败时，在中国和东亚各地都已实现这种变化。日本对‘东亚解放’和‘东亚的安定与和平’都做出贡献，这同今天的东亚文明社会紧密关联，是不能被忘记的。”黄文雄虽出生于中国台湾，但长期留居日本，积极支持日本右翼，发表了一系列扭曲事实的论著，俨然成为日本右翼的同盟者和马前卒。日本蒙古史研究者宫胁淳子抱怨称：“1946年7月，日本人的住宅被大连市大规模接收。同年12月开始遣送日本人回国，约有20万归国日本人的空房子被分发给中国人。”“战后的满洲占中国重工业生产的九成，以东北地方的国有企业为中心，如大庆油田纯收益的90%上缴政府，销售额的60%作为税款上缴。这被称为‘东北现象’。满洲国的遗产被坐吃山空”。日本作家江宫隆之则吹嘘：儿玉源太郎的“满洲经营论”是将“南满洲铁道”作为连接世界的铁道，通过它“发展”“满洲”经济，以“满洲”为中心建立新的“东亚共荣圈”；日本、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各国都从经济方面参加进来，这关系到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近代化。日本作家古田和辉称：“满洲国时代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它们构成了后来支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满洲国时期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至今仍作为中国的支柱而存在。虽然作为国家其发展可以中断，但作为在满洲生活的人们，其历史是不能中断的。五族协和及王道乐土的口号也并非都是谎言”。
可见，在21世纪的今天，“建设东北论”仍然在日本大行其道，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这也说明，对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力回击，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综合以上内容，“建设东北论”主要有以下三点论调：
这种论调在战前就已出现，谬称“满洲”是“无主地”，东北各族人民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之下过着苦难的生活，在日本的帮助下才获得“解放”，并建立“新国家”。1931年1月，满铁调查课应关东军要求，发表了所谓“科学看待满蒙的对策”，鼓吹“满洲”在地理、历史、人种方面同中国本部不同，应该实行政治分离。为此，与其劳烦日本政府之手，不如由在“满”日本人实施。如果“满洲”的治安发生混乱，要武装在“满”日本人和满铁社员；如果占领诸要地，应委托日本军队维持治安，建立“满蒙共和国”。该论调还宣扬“满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应放弃对“满洲”的领土要求，与日本合作共同扶植“满洲国”，从而割裂东北与中国的关系，为“满洲国”的“独立”提供理论支撑。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继承了这一论调。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称：“满洲”不是中国领土，中国没有承认“满洲”是自己的一部分。山口重次宣称：“满洲”在古代是和中国不同的地方，“至今残留的万里长城就是明显的证据”。“满洲建国实现了东北三千万民众的独立，满洲国是从各国的侵略中解放出来的独立国家。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的和谐相处”。山口重次，曾任“满洲青年联盟”常任理事、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伪牡丹江省次长等职。饭泽重一狡辩道：“满洲国是由日本人在满洲与当地原住民建立的浑然一体的理想国家，满洲建国运动目的单纯。”伊东六十次郎宣扬：“因为张氏父子的，不仅日本人，东北三千万民众都饱受压迫，极度困窘……东北三千万民众假如没有日本的帮助就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日满协和不仅是道德上的希望，也是日中两民族在生存上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性问题。”“满洲回顾集刊行会”吹嘘：“新兴的满洲国解决了众多矛盾，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开发和建设。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熠熠生辉，它进行了科学的、有良心的、勇敢的实践。”“在当时，满洲国是东亚的希望”。古海忠之则粉饰道：“在作为民族协和的近代理想国家的满洲国中，日本民族是其中的组成民族之一，也是其国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地（指中国东北——引者注），能够成功建立近代国家的民族，从素质、能力和经验来看，非日本民族莫属。当时参加满洲国建国的日本青年，将个人的名利富贵置之度外，舍身来到满洲国，为实现建国理想而努力。”以上这些右翼分子和团体将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吹嘘成“解放者”的角色，将殖民地傀儡国美化成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理想国”，从而为日本的殖民侵略正名。
战后，一部分日本右翼分子将伪满时期甚至近代中国东北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日本民族的所谓“贡献”。他们往往单纯罗列伪满经济指标的提高，忽视了指标背后日本对中国东北人民的压榨、掠夺和中国人民的血汗、伤亡等核心问题。伊东六十次郎谬称：“日本民族努力实现满洲的近代化，取得满洲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功，为亚洲复兴做出巨大贡献。”“在广漠的不毛之地满洲，开拓新天地，建设铁道、电信、道路、矿山、大工厂等设施，这种实力是还未成为近代工业国家的清朝和中华民国所不具备的”。片仓衷鼓吹：日本对“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建设，民族协和的实现，人道主义的流露”，是亚洲安定的基石。“日本青年怀抱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高尚理想，秉承人道主义，充满热情地为满洲国的建设贡献血汗”。“满洲国通过北边防卫、产业开发和开拓政策实现了近代国家发展的飞跃”。中村粲吹捧道：“满洲事变使得满洲变得很稳定，发展速度是中国的好几倍。李顿调查团来满洲时都感觉到很惊讶。”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甚至也公开宣称：“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满洲国因日本重工业的进入而实现经济发展，人口大量流入。”该教科书由日本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2005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这表明日本官方对其历史观和历史叙述的认可。该教科书已被部分日本中学采用，其消极影响可想而知。上述日本右翼言论单方面屏蔽日本屠杀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和东北民众的事实，主要是通过道听途说或只言片语来断章取义，从而编造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显然，日本右翼妄图通过吹嘘“满洲国”的“经济繁荣”支撑其殖民统治的合理性，表面上是谈经济问题，实则有明显的政治误导性。
战后日本右翼还将新中国的工业成果安在日本侵略者的头上，谬称日本的殖民统治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满洲国史刊行会”称：“在短时期内，（满洲国）忍受战争重压，在产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飞跃式发展，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甚至刺激了亚洲诸民族的独立，这也是现今中国发展的一大原动力。”日本甲级战犯、曾任首相的岸信介谬称：“作为亚洲复兴的先驱，很多意气风发的日本青年渡海而来。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开启满洲无限的宝库，整备物资，准备好，对抗欧美诸国。至今这些大量残留的设施、制度、技术和人才还被应用于中国的经济中。”黄文雄则提出一个“满洲国遗产”的概念，妄图将新中国的成绩嫁接在伪满洲国的畸形政权上。他鼓吹：“满洲国留下了巨大的遗产……战后满洲占中国重工业生产的九成。经过三年内战，满洲国的遗产最终被中国接收，并在其后成为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右翼组织“满史会”主张：“日本人在极短时间内、在刚刚摆脱原始经济不久的满洲，建立起高产量的工业设施装备。由于战败，日本人又将付出巨大精力建立起的这些设施和装备留在满洲。”上述论调都吹嘘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是在“满洲国”基础上实现的，将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张冠李戴”在日本侵略者的头上，无视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殖民地经济对新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历史事实上，“建设东北论”的上述三点论调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日本右翼为侵略辩护的托词和遮羞布。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真实的情况如下：
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对此，日本主要采取民族离间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所谓“五族协和”其实就是以日本人为核心的“五族协和”，日本人居于东北各民族的中心和指导地位。汉族在中国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日本对汉族的戒备心理也最重。为此，日本一方面拉拢汉奸，笼络一部分实力阶层；另一方面，遏制和孤立汉族，挑拨其他民族同汉族的矛盾。满族也被日本视为，但为了统治的需要，日本积极拉拢与清皇室有关系的满族人，让他们身居高位，但并未给予实权。东北的朝鲜族很多是为了躲避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逃亡至此。日本通过东洋拓殖会社和“满鲜拓殖会社”帮助这些朝鲜农民夺取汉族的土地。“而在被扶植过程中，朝鲜族农民遭受殖民会社的残酷剥夺。其结果又加剧了民族矛盾，使被剥夺土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某一些程度上转嫁到朝鲜族身上”。蒙古族也是居住在东北的主要民族。日本对蒙古族的基本政策是：“维护内蒙原有制度，利用蒙古王公贵族继续对蒙古族人民进行统治；离间蒙汉民族关系，竭力把蒙古民族的彪悍性格利用于反抗和对外侵略。”显然，日本要将蒙古族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炮灰。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成立。次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与溥仪秘密换文，文中规定：“满洲国”的“国防”由日本承担，并由“满洲国”提供经费；“国防”需要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托给日本管理；“满洲国”对日军的设施予以援助，“满洲国”政府官员录用日本人，并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9月15日，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满”间历来的条约、协定等，并赋予日本在东北驻兵之权。此外，《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等文件都反映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它们如同一条条绞索将东北完全束缚。
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伪满洲国实行总务厅中心制（后改为次长中心制），日本人通过“中央”一级的总务厅厅长（后为次长）和地方的次长，副省、市、县长直接掌权，甚至在有些地方，日本官吏撕去伪装直接担任主官。此外，日本还通过“协和会”宣传所谓“建国精神”“万邦协和”等思想，麻痹中国民众，配合伪满政府的统治。“协和会”在成立之初，就被日本牢牢控制，其主要官员都由汉奸或日本人担任。1936年底，“协和会”中央机构和伪满洲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实行“二位一体制”，即由伪满政府官员兼任“协和会”中央机构的职务。至伪满后期，各地伪省长、副省长兼任省“协和会”本部长、副本部长；伪县长、副县长兼任县“协和会”本部长、副本部长。日本通过占据这些重要官职，保证了对伪满洲国的全面控制。
伪满洲国虚高的工业指标背后是中国劳工的大量伤亡。从1937年开始，日本把在中国东北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掠夺，其主要体现是推行“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三政策。“产业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是日本为最大限度掠夺东北资源以支撑其对外侵略战争而制定的庞大的工业计划。为实施这些计划，日本指使伪满当局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劳动新体制要纲》等，确立“国民皆劳”的新体制，大量征集东北人民作为劳工。尤其在伪满后期，物资紧缺、资金不足、交通不便等因素都影响生产，日伪当局加大人员投入，强制征集劳工，甚至不计伤亡，力图维持产量。
在丰满水电站，1937年至1941年，被杀害的工人有1913人，病死者有3684人，因劳动事故死亡者有424人，合计死亡6021人。1954年，日本战犯野奇茂作和金泽武文供称，丰满劳工在伪满期间死亡至少6500余人，可见实际数字只多不少。在抚顺煤矿，据日方统计，1907年至1931年，共死亡4295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且这一统计只包括在籍者，而抚顺煤矿的采掘工多是非在籍工人。可见，统计数字要远小于实际死亡数。1931年至1942年，抚顺煤矿死伤工人合计9981人，其中日本人793人，中国人9188人，中国人死亡303人，日本人死亡仅6人。另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3月到1945年8月的40年中，抚顺煤矿的中国矿工因矿山事故死亡与伤残者，共达23万人之多。这一个数字还不包括因虐杀、过度劳累、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矿工及其家属。
据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的武部六藏战后供认：“因为军事工程的劳务管理太差，经常发生伤亡事故。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故就是1943年兴安岭军事工程中，4万劳工中发生了病死3000人的事情。”古海忠之则供述：“1943年在本溪湖煤矿，发生了瓦斯大爆炸，夺取了1800多名劳工的生命。1944年关东军直辖工程，即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了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同年，伪满交通部直辖工程，即改修穆兴水路工程中，发生了死亡1700人的事件。”曾任伪滨江省省长的于镜涛也供认：“1941年，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制定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我根据这个要纲，每年在滨江省强征劳工约6万人，分别送到工厂、矿山，或修飞机场、军用道路、部队营房。”“因为饥寒、劳累过度、缺乏卫生医疗设施，劳工死亡率达到20%左右”。曾任伪吉林省省长的阎传绂回忆：1942年吉林省分摊劳工约有五六万人，“由各市、县分别摊派，逐家强迫供出”。“由于就劳条件不好，使劳工死亡很多。吉林省派出的劳工没有回来的约占20%，5万人当中就有1万人回不来”。可见，这些大型工程强制征用大量劳工，且由于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劳工死亡率极高。
正是由于日伪当局采取这种用人命换经济，视人命如草芥的政策，虽然经济指标获得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增长，但造成大量伤亡，至今在东北各地还留有多处掩埋死难劳工的“万人坑”，如抚顺煤矿万人坑、鹤岗东山万人坑、丰满万人坑、大石桥万人坑、鸡西煤矿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等。1968年10月，鹤岗东山万人坑的一角被掘开，在长10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千余具。这些万人坑里的斑斑血迹和累累白骨，记载着中国东北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日本右翼只吹嘘日本在伪满洲国制造的虚高的经济指标，而忽视背后中国民众不计其数的伤亡和无以言喻的苦难，只能说是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
近代以来，东北逐渐形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一起发展的局面。官僚资本以东三省兵工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奉天迫击炮厂为代表。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厂内分成枪弹、炮弹、枪厂、药厂、铸造、火具、兵器、造币厂等10余个分工厂。1930年底，共有技师约106人，工人8000余人。民族资本以大亨铁工厂和顺兴铁工厂为代表。1930年春，大亨铁工厂股东大会决定改组扩建工厂。“该厂财产总计约100万元，年工资支出10万余元。由民国13年至18年共得红利60万元”。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矿业、面粉、制油、制酒、纺织、电业等行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修建了一批铁路。“自1921年2月至1931年9月，使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铁路营运里程共计1521.7公里”。这一时期，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总之，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已经建立起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工业格局。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可以断定的是，东北的近代化工业格局已步入正轨，并朝良性方向发展。但值此之际，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强行打断东北原有的近代化进程，并将整个东北的民族工业体系纳入其统制范围内，建立起畸形的殖民地工业体系。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工业是日本工业的附庸，是典型的殖民地工业。伪满洲国的工业体系被迫作为日本战争机器上的有力链条而高速运转。在这种工业体系下，东北本地工厂主要生产半成品或低级品，工人多从事体力劳动或技术上的含金量比较低的工作，不利于东北自身经济的发展。根据1940年《昭和制钢所调查月报》的调查，当时伪满洲国除生铁、钢锭、大钢坯、小钢坯、钢板坯等半成品外，只能生产圆钢、方钢、平钢、钢轨、钢板（中薄板）、镀锌铁板、线材以及钉类、钢管等，而且多是粗制品，精密的产品必须全部依靠进口。昭和制钢所生产结构的殖民地工业性质表现在，“设备能力方面的铁大于钢和钢多于材。这种畸形的生产结构与日本国内钢铁工业的轧钢能力大于炼钢和炼钢能力高于炼铁的情况截然相反。其用心在于把中国东北地区的钢铁原料及半成品运回日本国内进行再加工，为发动侵略战争和提供钢铁产品出口的竞争能力服务”。可见，伪满洲国的工业体系主要是配合日本工业发展的需要，缺乏独立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严控各项技术，仅让中国人从事体力劳动或缺乏技术上的含金量的工作。在抚顺东制油厂，“厂长由日本人白石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和全部技术工作均由日本人负责”。在抚顺石炭液化厂，“从厂长、系主任直到班长全由日本人担任，厂里的重要岗位都由日本人看管，中国工人只能干脏活累活。遇到检修压缩机、循环泵等设备，根本不让中国人在场”。在沙河口铁道工场，“技术工作全部由日本人掌握，中国工人只能从事繁重苦累的劳动和辅助工作”。由于日本人垄断了核心技术，日本战败投降后，很多技术性工作中国工人无法承担，只能不断摸索和尝试，使战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
伪满时期，日本长期处在对外侵略扩张的状态，战争资源消耗量巨大。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日本采取“以战养战”和“当地调办主义”政策，竭力掠夺当地资源。中国东北的资源多被作为战争物资而不是当地建设物资消耗掉，客观上成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基础，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在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煤、铁、铝、铜、锌、锡、黄金、白银、页岩油、石墨、石灰石、耐火粘土等。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存量的减少必然阻碍东北后续的经济发展。以煤炭工业为例，伪满时期东北的煤炭主要供应给关东军、伪满政府、日本企业，极少用于民需，还有大量煤炭被输往日本。例如，1937年煤炭对日输出量占东北对外输出煤总量的73.37%，1940年为72.57%。以石油工业为例，从1930年至1945年，抚顺西制油厂生产的重油，“满铁”自用占4.5%，当地销售占3.4%，提供给日本海军占92.1%。“满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吉林工厂”生产的石油产品，大部分被售与驻四平的日本陆军第九四五部队，加工制造陆军用燃料。以金属矿产为例，铅矿方面，1940年以后，在杨家杖子、青杖子、岫岩等地实施紧急增产，铅年产量约3000吨，卖给日本海军作为蓄电池用。白金方面，“根据日本的紧急要求，1944至1945年在国内开展了白金特别回收，并把收回的白金送交日本”。硅石方面，“日满商事株式会社”1937年度在“满洲”销售硅石300吨，在日本内地销售硅石2108吨，合计2408吨，在日本的销售量占总量的87.5%。日本对资源的采掘是不加保护的、破坏性的，严重损害了东北的资源结构。古海忠之战后曾供认：“对抚顺煤，第二次五年计划拟定了1500万吨的指标，每年强行进行破坏性的采掘，特别是露天矿来不及剥离表面，适当的倾斜度12度，恶化到18度，走上了逐年减产的道路。”这种掠夺性的开采造成采剥比率失调，以致产量锐减。战后很多煤矿只能关闭封存或投入巨资做修复。林业方面，仅在1936年至1938年的3年间，各伪营林署就生产各种木材653万立方米，而对于成林抚育、防治森林病虫害等工作则基本不进行。显然，这是对林木的滥砍滥伐。
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改变了东北的地理地貌，破坏了生态环境。1926年，日本在抚顺千金寨采煤，“将浑河靠南岸边流水处，运土高垫，逼水北滚，复以其挖砂机械迁移河北，侵挖北岸沙土引水北流，岂知北岸尚有县城村会纳粮公地，并有多户民田均被河水冲没”。1928年6月末，千金寨遭遇大雨和冰雹，因日本的过度开采导致抚顺全市下陷，对中国居民的生存环境能够造成严重破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粮食需求更加紧迫。为解决粮食问题，伪满政府制订《紧急农地造成计划》，修水库、造水田、强占大量土地。“为了修建水库，凡是被划入水没线的村庄、田地均被淹没。据统计，这次被淹没的村子48个；受害居民1840户，10230人；耕地淹没2万多垧。以上受害的村子中，最严重的是赫尔苏街，这个村子共有居民630户，耕地120垧，房屋1213间，均被水淹没。该村现在已成水库底了”。由于日伪当局的强力推进，很多平民无家可归，被迫背井离乡，昔日的良田屋舍变成泽国。在林业方面，1929年东北森林面积为3646.1万公顷，林木蓄积量为42.041亿立方米，到1942年东北森林面积降至3047.1万公顷，林木蓄积量减少到37.36亿立方米。对森林的滥砍滥伐造成资源损耗和水土流失。以上这些地理地貌的改变没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助力。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不时鼓吹“建设东北论”，甚至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写进相关联的内容，对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这不利于形成历史“和解”，更违背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时代潮流。
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没有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场战争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主要是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以及新闻媒体、文章著作等媒介了解战争。而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宣扬“建设东北论”等错误史观，美化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他们之中不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名人。如中村粲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后为独协大学教授，著有《日本辩护论》《为了学生的大东亚战争史》（全4卷）、《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等不少肯定侵略战争的作品。总山孝雄是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医科牙科大学教授。他声称：“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有色人种都想依靠日本从殖民地中获得解放。”“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为了侵略而发起的，而是被白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站起来”。“此时，日本是想解放亚洲”。西尾干二是东京大学博士，电气通信大学教授，日本第十四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是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学者中比较活跃的一位，也是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主将。他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实行的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谋求亚洲解放的独立战争，是一种反近代、反西欧的战争，因此与德国的战争稍有不同”。1996年12月，他曾组织“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会”，并任会长。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经常活跃于偏右翼的《产经新闻》所属《正论》和《文艺春秋》所属《诸君》等杂志上。他宣称：日本自认是他国领土的掠夺者，实在是不幸，事变进行过程中日本军确实军事占领了各地，但那是战斗的必然结果，没有掠夺（他国）领土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日本没有掠取（他国）领土的意图。前述“”分子黄文雄，是拓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曾任“日本台湾同乡会”会长等职。这些人著书立说，门徒众多，影响很大。日本青少年往往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所误导，盲目听从，信以为真。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地发展，而日本经济逐渐低迷，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这些都对日本国民的内心感受造成影响，导致“”在日本大行其道。“建设东北论”与“”相呼应，满足一部分日本人丑化中国、疏离两国国民感情的现实需要。可以说，这也是“建设东北论”在日本存在的时代背景。
“精日”即“精神日本人”的简称，这部分人在精神上向往日本文化和历史，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努力为日本对外侵略所犯的罪恶进行辩解和粉饰，甚至厌弃自己非日籍的身份，仇恨和蔑视本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等同于日本人。该人群主要分布于中、韩等国，在中国多以青少年为主。其表现为迷恋二战时期日军制服、诋毁抗日英雄、为日本侵略中国辩解、在敏感时间和地点身着和服、过分宣扬日本文化等。这些人为表达对日本的尊崇，甚至不惜掩盖历史事实、伤害民族感情、歪曲历史记忆、亵渎民族尊严。比“精日”恶劣程度稍低的是“哈日”，“哈日”指的是盲目崇拜、复制日本流行文化的人群。这部分人往往有崇洋的心理，过分迷信日本文化，贬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如果任其发展，也会滋长为“精日”。
“建设东北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精日”分子极端崇拜日本的需要。借助这一理论，“精日”分子多将“侵略”说成“解放”，将“掠夺”说成“开发”，将“压迫”说成“建设”。同时，过分渲染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建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模式，吹嘘其在新中国建设期间的基础性作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精日”分子提供了崇日、媚日的借口和依据，也导致“精日”分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陷入违反中国法律的境地。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其中第27条规定：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该法律以立法形式对英雄烈士进行保护，有力打击了“精日”分子。
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如果你想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一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的全部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在此，马克思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一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诚然，日本在殖民统治东北期间，开办了一些工厂，铺设了一些铁路，修建了一些建筑，但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和掠夺性远非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所能比。伪满时期，日本剥夺东北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建立起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国家；实行“人肉开采”，强征大量中国劳工在工厂、矿厂劳作，只追求产量增加，罔顾中国劳工死活。至今在中国东北各地的万人坑即是其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历史见证。在清末民国时期，东北的工业体系已逐渐步入近代化正轨，但因九一八事变被日本强行纳入其统治范围以内，建立起畸形的殖民地工业体系。日本还采取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经济掠夺政策，消耗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改变了东北的地理地貌，破坏了东北的生态环境，成为东北经济后续发展的严重阻碍。日本的殖民统治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固然存在，但鉴于其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对东北后续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这种所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这些伪满时期的工厂、矿厂、铁路、水库、基础设施等，都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泪水，甚至是用无数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总之，“建设东北论”完全是战后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和混淆视听的一种错误史观，是包藏政治阴谋的彻头彻尾的谬论，对它一定要进行深入剖析和严厉批判。这既可以揭露历史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