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指女工和她打拼的城市 “中国制造”隐痛
伤口愈合后，她收起了婚戒，不再戴到手上。她的性情也发生了变化。“之前我很喜欢拍照，出事之后就尽量不拍了，丑。”她拿着两本旧相册，反复翻着看，里面有年轻时的照片。现在她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她说，倒霉过，穿有颜色的，旺一下自己。
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她们如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珠三角。她们年轻、细心，有着灵巧的手指；她们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半边天，让珠三角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地区大量制造业工厂关门倒闭，诸多劳动密集型公司开始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转移。
从此，中国制造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轨道。而工伤女工们开始面临再就业、维权、家庭矛盾等诸多现实难题。
她们意识到，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当年，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
5月18日下午，顺德一家社工中心里，6名工伤女工正在进行话剧《呐喊》的排演。
第六幕，女主角阿秀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女孩看到了阿秀残缺的右手，当面要求分手。丈夫埋怨她不该把右手露出来。
郑琳是阿秀扮演者，坐在我面前，她把右手深埋进两腿缝隙中，她的右手受了工伤，断了4根，只剩下大拇指。
话剧中的每一幕都是女工亲身经历的情景再现。据该社工中心负责人王林合向记者介绍，除了排演话剧丰富工伤女工的精神生活外，他们还为工友开展安全培训，提供心理、法律咨询等服务。
起初，她在鞋厂发料7年，拿着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生下儿子后，她到了工资较高的染厂，开磨毛机，一天12个小时两班倒，她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2010年起，她又接连换了袜子厂、开关厂、冲压厂。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胶桶盖密封圈。
郑琳说，作为妻子她要照顾丈夫和儿子。一次次辗转换地，她是想找一份既能让她扮演好妻子角色，又能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的工作。
2015年7月8日凌晨5点，天微亮，郑琳从梦中哭醒。她胸口憋闷，枕套已被打湿了大半。后来，她认为这场梦是个凶兆，暗示着运道从此偏离。
5个小时后，郑琳像以往一样操作着分条机，密密麻麻的刀片飞快运作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她感觉在将海绵条压入机器时十分费力。
郑琳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一瞬间，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根手指全部压入分条机内，她想用左手关掉机器右侧的开环，却摸不到。分条机内的刀片被右手牢牢卡住，机器停止了运转，4根手指没了。
郑琳出事的工厂，是堂妹介绍的。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计时不计件，一个月2200元的底薪，200元的生活费，晚上或周末每加班一个钟头，她可以拿到10.5元。月底，郑琳能拿到3224.6元的薪水。
郑琳一家住在镇上的廉租房里，当地人称为“伸手楼”。两楼之间距离极近，通过窗子，两边伸手即可相握。纵使狭仄闷热，但每月165元的房租让她心安。房子里时常有老鼠出没，为此，郑琳养了一只猫。
这次受伤，她住院52天、3次手术、取出了17根钢针。郑琳躺在病床上，医院6楼手显微外科病房的窗户外装着护栏，“我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一点儿都不想活了。”
“轻生厌世是工伤病人，特别是截肢病人中常见的心理健康状态，”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手显微外科一位医生对记者说，他们作为顺德区专业治疗手创伤的医院，也没有配备心理医师。
郑琳想维权，可她像大部分女工一样，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娘用圆珠笔写的。
通过正规的工伤赔偿程序很难。“我们等不起这场持久战。”郑琳对记者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太耗人了，递交材料审核要很长时间，有了结果老板不服反诉，又要再等。很多人等不起，就草草了了。”另外，她的小儿子即将回老家读书。
邓燕一直做冲压工，还自学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女工做冲压很累，但薪水优于其他工种。
2014年5月，邓燕左臂被油压机压住，骨头碎裂，左上臂以下全部被截肢。没了肘关节，她装上了假肢。每每多雨时节，左臂发麻、断处隐痛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
刚从手术室中被推出，邓燕就开始想着做工伤认定。2014年9月，她被佛山顺德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不过工厂并不认可这个鉴别判定的结果，一纸诉状将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做出的三级工伤认定判决。
“很多工人都没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随意写的。光是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这两块，就非常麻烦。”王林合介绍，当地企业里的一些老板，经验比较丰富，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伤事故。
“没有办法，招工时你要求签合同、办保险，老板不招你就是了。为得一份工，工人们不会追究这么多。”王林合说。
终于2015年12月，邓燕出事一年零7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帮她拿到了赔偿款。
黎日连则没那么幸运。6月6日，她的工伤案子将要开庭。电器厂不服仲裁结果，提起上诉。
“赔偿的钱没那么好拿，你要是不私了走劳动仲裁，基本上最后都得闹到法院，搞不好还有个二审。”这一个月，黎日连找律师、社工组织四处咨询。在她看来，这将是场持久硬战。
为了避免在和老板私了过程引起麻烦，郑琳放弃了阿秀这一个角色。“我怕话剧演出以后，搞得不好说话了。”郑琳说，她心里其实还挺想演的，因为阿秀就是她自己。
佛山地区外来女工多来自广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她们携家带口，以家庭为单位打工谋生。
在聚集着电器、五金、陶瓷、家具、纺织等行业的佛山，“开机器”成为最常见的岗位，一些工厂甚至特别注明开机器要女工。“因为女工手脚麻利，服从管理，而且没有埋怨。”王林合说。
事实上，只差6天，黎日连就要辞掉电器厂的冲压工作了。高强度、连着加班11个小时，她吃不消。
“之前我很喜欢拍照，出事之后就尽量不拍了，丑。”她拿着两本旧相册，反复翻着看，里面有年轻时的照片。
家里的氛围悄然改变着，连续十多天，除了吃饭，丈夫很少和她交流。“一天话都说不了两句。”她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人不出声地流泪。
邓燕对记者说，这样的事情看多了，她的一个老乡受工伤后，丈夫经常10多天不回家，工伤赔偿的钱也归丈夫支配。
王林合解释，工伤女工，会更加依附于丈夫与家庭，因其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在家庭中的位置普遍低于受伤前。
4月份，大儿子将交往了半年多的女朋友带回了家。郑琳早早从市场里买回了菜，特意做了红烧排骨。
女孩吃过饭后匆匆离开，郑琳硬塞给了女孩600元。她希望婚事能成，但女孩离开后却渐渐与儿子断了联系。
手伤愈合后，郑琳想要去找一份工补贴家用。她去了一家快递公司，起初她把受伤的手藏在口袋里。快递公司的人开始很热情，说45岁的人也招，但当她把右手拿出时，招工的人沉默了，拒绝了她。
上下班高峰期，郑琳经常一个人爬到楼顶，“看着别人匆匆忙忙上下班，又羡慕又嫉妒。”她望着街对面新开的超市，陷入沉思。开个小超市，是她一直的梦想。
▲郑琳望着街对面的超市陷入沉思。开个小超市，是她一直的梦想。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在“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刺激下，很快成为“世界工厂”。
以郑琳、邓燕为代表的产业工人，涌向这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她们背井离乡二三十年，打工的城市成了熟悉的家。
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优势，大量工厂倒闭、外迁。
佛山一名服装企业的老板向媒体抱怨，公司如今的运营要远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吃力，“国内70%服装加工厂以外销为主，今年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广东省长朱小丹也承认，现在广东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一是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的行动，二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成本竞争，这是“两方面的挤压”。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
只是，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郑琳她们很多成为工伤女工，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她们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曾经打拼过的城市里生存。
“回农村不像城市里设施多，养猪下地的活儿更难做。”邓燕看着自己断掉的整只手，甚至有些羡慕只少了几根指头的工友。
乡村是联系更加紧密的熟人社会，这让郑琳喘不过气。春节时，她去给家族里年迈的老人做寿。老人对郑琳说，“你现在就成了一个残疾人了啊。”
做寿热闹，几个生产队凑了整整60桌吃饭，郑琳躲在屋内，没有出去。她害怕了熟人之间反复的关切问询。
每到人多的地方，郑琳总觉得别人的目光在注视她。只有在社工组织里，周边都是受了伤的工友，她才会觉得人是平等的。
记者注意到，这些年，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先后更名三次，从“手外科”到“创伤外科”，再到如今的“外科”。
有报道说，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在10年间做了4000多例断指再植手术，引起很多国外同行惊叹。
不过如今，手外科已经逐渐退场，夜色中手外科熙熙攘攘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佛山南海区人社局2014年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南海区的年工伤人数在2009年达到高峰，而后以约10%的比率年年在下降，2014年的工伤人数只占2009年的63%。
种种迹象说明，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带正在逐渐告别工伤，而那些工伤女工何时才能与过去告别，她们不得而知。